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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十堰晚报    发布时间: 20-05-30   【字号:      】

在博弈论进入经济学之前,经济学的话题始终都是围绕人与价格产生的,消费者通过价格向生产者传递信号,而生产者再把价格信号传递回来。但是博弈论让我们将人与人的行为关系纳入进来。

但是真正的危险是,谁能保证买主不会以4万买到柠檬呢?因为那堆一堆不值钱的破烂看起来也和完好的汽车一模一样。卖车的人知道在卖的是桃子还是柠檬,但买车的人只能凭感觉去猜测。曾经试图购买过二手产品的人,都清楚我们已经认识到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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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限价政策使商品价格无法达到一定的水平,这就会使供给者调低商品的质量或者其他方面的服务,以便在暗中提高商品的实际价格。纽约政府为了照顾那些低收入的市民,对房租进行了最高价格限制,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几十年来纽约的公寓房一直处于短缺状态。租金管制的初衷或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让更多的人租得起房,但是在房租管制情况下,市场无法对供需进行调整,往往是租房的人踏破了房东的门槛。即使有幸租到了房子,租户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房东根本没有心思去维护公寓的质量,比如更换漏水的管子、修理出了毛病的空调,因为想租房子的人多的是,房东的回答很强硬:“你不喜欢?走啊。要租这房子的人把我家的门都挤破了!”在斯密开创的正统经济学模型中,暗含了这样的假设,市场的参与者对所有商品的信息了如指掌,价格传递着真实的信号并调整市场达到最优的供求平衡,可是从人们认识柠檬市场开始,这种假设被打破了,真实世界里到处都是不对称的信息,价格并不能真正反映商品的差异,买方和卖方不能做出最有效率的决策,似乎不协调的信息声让市场变得暗淡了。

在经济学上,将这种个人将完全没有采用提防行动的激励情况叫做道德风险,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这方面做出杰出的贡献。尽管人们真正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提出来以后,但是,第一个认识并描述这个问题的人是弗·冯·哈耶克。

具体购买电视的过程很简单,首先让大家都了解克拉克机制的过程,让两个人先报告自己的效用,然后让第三个人报告,三个人报告的各自的效用减去每人必须负担的成本1000,得到每人的净效用,即每人从购买电视得到的净收益,然后把三个净收益加起来,如果是正值,表明从整体来看是有收益的,那么就购买;如果是负数,即说明总成本还抵不上净收益,就决定不购买。

今天的人们越来越关注资源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逐步认识到自然资源产权的重要性。通过自然资源产权的界定,保障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建立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良性互动的新秩序。

尽管赫维茨为我们了解机制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不过,时间却和这位老人开了个玩笑,20多年以来,赫维茨一直被提名为经济学诺贝尔奖候选人却始终没有获得。2007年,这位90岁高龄的经济学家终于获得了这份迟到20年的荣誉。评委会在获奖声明中特别指出,赫维茨的理论帮助人们“区别在何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有效,何种情况下无效”,并且让经济学家们对有效率的交易机制有了更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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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记载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博弈——田忌赛马。田忌,这位公元前300多年时齐国的将军,接受了孙膑的建议,赢得了与齐威王的赛马,也赢得了这场人类2000多年前的一次静态博弈。

具体购买电视的过程很简单,首先让大家都了解克拉克机制的过程,让两个人先报告自己的效用,然后让第三个人报告,三个人报告的各自的效用减去每人必须负担的成本1000,得到每人的净效用,即每人从购买电视得到的净收益,然后把三个净收益加起来,如果是正值,表明从整体来看是有收益的,那么就购买;如果是负数,即说明总成本还抵不上净收益,就决定不购买。制度的有效执行必须依赖强有力的法制体系。19世纪末,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距离柏林不远的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紧挨宫殿处有一座磨坊。磨坊低矮破旧,与高大威严的宫殿很不相称,实在是大煞风景。威廉一世开始只想买下磨坊然后拆除,以免有碍观瞻,但与磨坊主多次协商不成,就拿出国王的权威,强行拆除了磨坊。没有料到的是,磨坊主是个倔老头,一纸诉状,将威廉一世告到法院。地方法院判决威廉一世败诉,必须将磨坊“恢复原状”,并赔偿由于拆毁房子给磨坊主造成的损失。事件的最后结果是:威廉一世重建磨坊,并赔偿了老头的损失。今天,那座磨坊还矗立在波茨坦行宫旁边,成为德国司法和法治的象征。

尽管经济学的分析技术会改变,但经济规律不会改变。信息不对称的引入改变了现有的很多结论,但是经济学家重建的模型很好地包容了这些,同时他们提出了卓有成效的解决方案,人们不会再为“柠檬”而付出“桃子”的价钱,那些“桃子公司”也不会为失去顾客而沮丧,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更加可喜的是,经济学家们已经将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模型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并且在激励理论、产业组织、机制设计中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自助餐厅的定价策略给我们很大的提示,如果我们对每位客人的鸡翅单独计价,那么人们就会根据需要购买鸡翅,浪费的现象自然会消失,如果根据每辆汽车的排放量,进行缴费,这样就能激励每位司机节省用车,那么就能达到减少排放的目的。

理论上说,人们至今对分工的认识也比亚当·斯密多不了多少。那么,让我们回到斯密时代。这位伟大的先哲最早认识到分工源自于比较优势,斯密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狩猎社会,一个人在一开始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他更擅长于造弓箭,他专门造弓箭去换猎物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另外一个人开始也是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自己更擅长于打猎,他专门打猎去换弓箭,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于是,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进行交换,这样不仅能让自己的蛋糕做得更大,也能让整个社会的蛋糕做得更大。产业补贴是国家常用的政策。农业补贴便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资源转移到农业领域,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美国政府常常每年拨出400亿美元到600亿美元补贴农场主,包括牛奶、小麦、玉米等各种农产品。日本在战后50年间迅速工业化,为了不使农民们损失过大,始终采取以国家财政扶持本国农业发展的政策,即使1969年,日本粮食开始剩余后,仍采取对大米实行高价格补贴的政策。

人们希望所有的国家能够制定一个共同的标准,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最初,人们对所有的国家设定统一的标准,无论排放多少都降低同样的比例。这样的做法显然极不公平,发达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已经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但由此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的恶果却由所有国家承担;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它们也有发展经济的权利,不能因减排而剥夺它们的发展权利。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如何界定减排责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过程。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斯密-科斯”框架。




(责任编辑:俞飞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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